【專欄】難以隔絕的人們－訪黃衍仁疫情中的一次越洋演出

專欄【一！二！三！四！】

沈諾基 (@emptylocke)
一個比音樂玩多過玩音樂的人。長期疏忽照顧其 DIY 廠牌 Sweaty & Cramped。

問黃衍仁在疫情期間越洋到台北演出是怎樣的一回事，答案來得淡然。「我覺得好好彩 。」 前後二十八天的獨處，就為了九月臺北詩歌節上一個小時的演出。以往像過海一樣容易的台灣行，因日常被病毒中斷，顯得額外寶貴。

除了好吃的飯餸，這位獨立音樂人在台北的旅館感受著罕有的寧靜。「喺香港太多事，如果有時間可以匿埋下⋯⋯就會好好。」在練習和寫作以外，黃衍仁不忘偷閒。「我自己搞咗個 David Lynch 電影節。」一口氣看完 《Eraserhead》、《Wild at Heart》、《Lost Highway》和劇集《Twin Peaks》第三季後，黃衍仁在他的臉書上寫：

十四天沒接觸過人類

明天出關我有點緊張

隔離旅館是世外空間

唯一連繫現實世界的

是早午晚餐

從新開始自己選擇食物

會不會覺得麻煩

我的歌像知道準備要出門散步的狗

興奮搖尾叫著

這次出行，是要到現場為在台港人廖偉棠的組詩《說吧，香港》配樂。黃衍仁為這組橫跨二百年香港歷史的詩，一共寫了七首歌。在演出前數個月，兩人仍樂觀地面對疫情下兩地中斷的交通。「本身諗，仲有咁多時間，到時疫情應該完咗。廖偉棠仲話，如果嗰陣都未完，我諗個世界都冧㗎喇。」結果時到今天，世界依舊用它怪異的方式運轉。

撇除在台灣隔離期間所需的開支和時間，黃衍仁首先面對撲朔迷離的入境手續和取得簽證的難關。「基本上普通人唔入得關。」期後在詩歌節工作人員努力下，成功找到名為「商務履約」的缺口。「好正㗎，呢個資本主義世界，如果你係去做生意呢，咁你就係有可能(入境)，普通工作就唔得。」黃衍仁的經歷，帶卡夫卡式筆下的官僚主義色彩。他形容要先打一通「神秘嘅電話」到香港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照錄音指示按下正確的號碼要求真人對話，以安排遞交文件的日期。交上文件後還要等兩星期才知道批核結果。

黃衍仁坦言已經在腦海中「瘋狂幻想」過種種替代方案。「係咪播錄音呢？係咪直播我喺香港玩呢？係咪我出現唔到，然後放張空凳，好似我死咗咁呢？ 」幸好簽證在航班起飛當日的早上成功速遞到他手上，十四天後黃衍仁踏出旅館趕上最後的彩排。

在台北的詩歌節，又成為一群香港人的聚腳地。越洋而來的樂手黃衍仁、移居台灣的詩人廖偉棠、是「半個香港人」的導演黃思農，甚至連按字幕的也是在台灣修讀舞蹈的一位港生。據黃衍仁說，她不知道應否回流香港。

演出後兩人談及去年的社會運動和香港局勢，對黃衍仁來說都是「一啲冇答案嘅話題」。在其後的座談會上和私人場合，黃衍仁聽了更多觸及去留和香港未來的故事。「其實最喺個腦入面，喺個心入面嘅，就係呢堆故仔，呢堆人。到而家都唔知點樣形容呢種感覺。」他說不少在台灣的人都想討論香港，而這種思念「需要場域去盛載」。而黃衍仁和廖偉棠的作品，可能就成了其中一個載體。

組詩《說吧，香港》的錄像目前未有公開。稿上的內容除英佔、六七暴動和回歸等歷史事件，也直接回應去年的反修例運動。當中有入骨的痛，也有赤裸的憤怒。在收尾的《我夢見一個未來的香港人》中，廖偉棠寫：

你留給我的字典現在襤褸如天堂

開滿了天窗。

雨傘早已禁用，

雨衣等同於槍靶，

但我們把肥黑的火藥撒播

在腦迴路裡。

個人音樂史和本地政治深度接連的黃衍仁明言留在香港的人可能會活得痛苦，但他沒有離開的念頭。「對於我嚟講唔係好理性，唔係話我要決志、好勁咁樣⋯⋯反而係一種直覺。我覺得我仲要喺度。」的確，禁語錄每天生長，社會上也沒有無罪的人，只是還未定罪。除了政客，記者和教師也上了靶，錘子隨時都可以敲下來。黃衍仁說最近的種種都令他回想起內地的抗爭者。「未必要係好行動者 (activist) 嘅形態 － 佢可能只係寫下嘢，可能只係畫畫，可能只係做戲劇。」

但每當觸及暗室中的某處，危險將至。他說：

「你好早可以選擇完全避開。

但你唔選擇嘅時候呢，

你就要不斷喺呢個漆黑嘅房裏面，

放膽咁去摸下你有邊啲位可以行得。

你唔行嘅話冇事嘅。

你可以永遠就係停喺度。

但係呢一樣唔係你想做嘅嘢。」

回港後黃衍仁又渡過了兩星期的隔離。他相信疫情會過，而港台兩地的互動不會因此中斷。

後記：正在為兩套本地紀錄片配樂的黃衍仁日前又發佈了一首改編作，用純聲樂唱出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歌。釋出當天正是一年前中大一役的開始。比起輕快的官方版本，黃衍仁沉穩的嗓音聽起來更像火堆旁傳來的安魂曲。「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直到在前方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