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紅的熱烈

人權和自由，在香港是被迫孤芳自賞的。

華人社會這片土壤沙石太粗，鹽分過多，使它們從來未曾安定紮根，更莫說是開花結果。香港人那種習慣避禍的心態，使他們即使生活於香港，也仍然處身於一種威脅之中。而一大堆避禍者的心態相同時，整個社會就全都陷於那種威脅之中。即使有了英國人的法治，他們也不知道他們有權利如何如何，也有自由怎樣怎樣，始終認為華人社會畢竟是華人社會，那威脅人性命和聲譽的潛規則是不會變的。

他們容易滿足，思想保守，喜歡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認為能成全大局，就算委曲自己也並無不可。「爭取」和「改變」在他們眼中是激烈而冒進的字詞，他們不要。一切都過得好好的，有甚麼好爭取呢？改變是不好的，牽一髮就難免動全身啊——湊合湊合，總是可以的。張愛玲那《白玫瑰與紅玫瑰》中的知識分子佟振保，放洋見過世面，也不外乎是這一種思維，這一類人。「他是有始有終，有條有理的，他整個地是這樣一個最合理想的中國現代人物，縱然他遇到的事不是盡合理想的，給他心問口，口問心，幾下子一調理，也就變得彷彿理想化了，萬物各得其所。」

這個故事是關於一個男人與兩朵玫瑰的。佟振保喜歡紅玫瑰，可是想到那是所謂世俗不容的，母親也是不接受的，就連戀愛的權利也放棄。他踏實地做人做事，踏實地成家立室，最後安分守己的娶了「合宜」的白玫瑰為妻，沒有反叛過，沒有輕率過，含着悔恨，就此一世。這個男人，是一個失敗而不自知的男人。

人生的意義，於他而言是模棱兩可的。娶不到愛的人，娶了不愛的人，也可以有一套與不愛的人相處的各得其所。英國的生活，沒有使他成為像他的初戀Rose一樣那麼敢愛敢恨的人。他骨子裡仍然是溫和的，回到了中國，在中國的泥濘之中，則只有更溫和。愛情應當是必爭的，是開放的，而他還是沒有去爭。他只是和着稀泥，不停回想在幾乎可與主動獻身的Rose私合的情形下都管得住自己，去激勵自己在任何時候都必然管得住自己，循最正經的路途步行，繼續那君子的人生。

這樣一個佟振保使人聯想到自命精明的香港人。他們都自以為是君子，自以為可以使萬物各得其所。從兒女私情到待人接物，佟振保都是躍躍欲試而又甘於淡泊的。紅玫瑰索愛，是勇敢的，但擁有紅的熱烈，代價不菲，他拒絕了。他轉而跑去建立理想的家庭，去成全自己的意願，但那想要掌控一切的自以為是，摧毀了白玫瑰的輕柔和乾淨。紅與白，都曾經是他的囊中物，願意與他廝守，最終卻因為他的懦弱，一朵朵地捨他而去。

香港人也是有機會接觸人權和自由的，可是他們接觸過了，自己沒有勇氣去爭，也不願意其他人去碰他們的玫瑰。囿於難民心態，這些漂亮的玫瑰，越淮而枳，變得殘缺，日漸凋零。鄰居製造噪音，他們會去管理處投訴，因為他們知道這是他們有權批評的，也用不着面對面談判，但老闆剋扣飯鐘，他們只會啞忍，因為他們不認為權力結構可以打破，老闆總是老闆，串連同事成立工會是傷感情的。佟振保與香港人面對社會的強權，文化的壓迫，都選擇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保障生計，保障前途，保障名聲。灌溉着紅白玫瑰的，其實是社會，是別人，但他們卻以為自己是有選擇的一方。

法治社會保障了每個人的權利，可是不鬧上法庭時，華人社會卻實實在在的架空了那層保障。法治能提供的庇護，敵不過文化對生存的威脅。西方思潮和Rose對佟振保的啟蒙，同樣地，也敵不過老母的期望，街坊的白眼。原來人對民主的嚮往，跟佟振保對愛情的追求一樣，從來是不甚殷切的，大家都不過是一時意氣，葉公好龍而已。

選擇性行使西方價值，是佟振保跟香港人自衛的方式。佟振保有自己的衝動，但還是無法帶一朵有夫之婦回家栽種。過去那幾代香港人，即使是讀過大學的，也沒有將那種局限於求存的難民心理徹底糾正，思考怎樣有尊嚴地做個市民，做個公民。佟振保心疼紅玫瑰對自己的死心塌地，不願白玫瑰離棄自己的心有不甘，跟香港人心疼學生絕食爭普選一樣，都是真的，但背後不想承擔後果的不安，也是真的。這兩種人對紅玫瑰心疼，對白玫瑰心疼，但痛了一下子，他們就得提醒自己停住，就得叮囑自己到此為止，因為由頭到尾，他們根本沒有披荊斬棘也要改變一切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