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話佢地（學生）受泛民煽動？唔該你啦，佢地唔鬧少我哋兩句，泛民都唔知幾高興。我哋煽動到佢地？你真係太過睇高我哋啦！」這段說話是上星期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在會議中的一段發言，事後在網上瘋傳，因為它真實地告訴我們：參與這次「遮打革命」的年青新世代，實在「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

這次「遮打革命」所反映的衝突關係，表面上是「佔中」與「反佔中」的支持者在法律上的爭議、又或者是示威者與政府對2017年特首選舉在政治立場上的分野。然而更重要的是，「遮打革命」的參與者以年青人為主，相對於當權者及建制派的成年人，兩者再次突顯不同年代的香港人在意識形態上的爭戰。

傳媒對新一代的解讀
幾年前當反對高鐵撥款的事件發生後，香港社會開始關注當時「80後」的問題。有學者（李月蓮：2010）曾粗略地整理出當時傳媒對於「80後」有以下的評價：

由於一些激烈衝突的場面往往甚具「新聞價值」，容易成為市場焦點，於是傳媒的報導逐漸為這些「80後」賦予了一些標籤（李月蓮：2010），甚至繼續成為我們對於今天參與「遮打革命」的年青人的論述。然而傳媒的報導只建構出一個「平面的角度」，不同政治陣形的傳媒也只會在不同的位置反映部份的「真象」。到底這些「似幻似真」的解讀是否真正反映這些「80、90後」的狀況？

數碼原居民vs.數碼移民
時代的進步、數碼科技廣泛地使用，已不自覺地影響了年青新一代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有人更提出數碼原居民(Digital Natives)與數碼移民(Digital Immigrants)的概念來說明這些新世代與其他年代成長的人出現的巨大差異。

甚麼是數碼原居民和數碼移民？這兩個名詞最初來自美國作家Marc Prensky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前者是指那些從小已經接觸數碼科技的年青一族，他們成長於充滿著電腦、遊戲機、數碼影音攝錄產品、手提電話等數碼科技的環境中。這些新世代可能還沒有學會寫字，便已接觸電腦及手提電話。他們從小建立了應用數碼科技的能力和技術，因而衍生出獨特的語言、文化、溝通模式、思考方法、價值觀、意識形態、以至社會及政治上的取向。基本上這些新世代的閱讀能力也是從電腦遊戲中開始，而不是來自傳統學校的授業，並且他們懂得透過四通八達的網絡世界和互動分享，成為取得資訊的主要途徑。

至於我們這一代的成年人，大概要到高中至大學時期才開始廣泛地使用電腦，所以相對於這些數碼原居民，包括我們和其他年代的成年人，我們頂多只是「數碼移民」──先在「傳統」的社會環境中學習和成長，然後逐步轉移到今天數碼科技的世界。想想我們第一次接觸電腦、成年人開始使用智能電話或平板電腦，情況也有點似一些新移民來到新地方，重新學習當新的語言、文化、環境等。地域上我們沒有改變自己所在之處，然而時代的進步卻帶了我們進入數碼科技的新地域。

或許有人會以「代溝」來形容數碼原居民和數碼移民之間的差異。然而若我們只以過去我們和上一代的經驗作為解讀的框架，恐怕已不足以反映這些「原居民」在深受數碼科技影響下，和我們這些「移民」在成長上的分別。

《囧世代衝擊2.0》的啟示
參考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在2009年出版的《囧世代衝擊2.0：掌握新經濟．了解八十後》(Grown Up Digital: How the Net Generation is Changing Your World)，這是根據一個研究計劃而寫成的著作。研究對象來自歐美的網絡世代(Net Generation)：他們享受網上生活、愛自由、喜歡自行探索、愛玩樂、愛協作和分享、富正義感、主動参與、追求創新和生活品味、慣常同步使用多媒體(Media Multitasking)。另一方面，他們反權威、反財團、反霸權、具全球化和環保意識、關注社會公義及貧窮問題、抗拒被「洗腦」。

泰普史考特在書中整理出八個「常模」(Norms)來突顯這些網絡世代有別於其他年代的獨特之處：(1) 自由(Freedom)、(2) 量身打造(Customization)、(3) 查證(Scrutiny)、(4) 誠信(Integrity)、(5) 協同工作(Collaboration)、(6) 娛樂(Entertainment)、(7) 速度(Speed)及(8) 創新(Innovation)。

今天很多人對於這些網絡世代提出不少批評，泰普史考特卻認為他們將會是改變社會的重要動力，並在不同的範疇帶來劃時代的改變：

1. 改變學習模式，學生不再是被動地接受教育，老師需要從「黑板的教學」轉移至協作式、互動式的學習，讓學生可以自行探索及發現新知識。
2. 改變職場模式，網絡世代將突破固有職場工作的框架，尋求靈活和彈性、並發展出個人的職業生涯；
3. 改變市場，網絡世代與生產商共同創製產品，成為生產性消費者(Prosumers)；
4. 改變世界，網絡世代討厭傳統政治及政客，不相信政府機構，認為透過實際的行動能夠改變他們的未來。他們關注社會議題、追求民主及社會公義、也注意政客的誠信。因此政府需要有機制和平台與網絡世代互動，給他們有機會表達意見，並要正面回應他們的需要。

新世代的社會運動模式
從反高鐵撥款的事件、到後來的反對國民教育事件，以至今天的「遮打革命」，這些年青人參與社會運動已經不再是我們在八、九十年代看見的模樣：由政客或政黨帶領、有系統的層級組織和策略，訴求相對地單一和直接。

以網絡及社交平台作為聯繫，已經成為他們參與社會運動的新模式。透過網上群組發動其他人參與，以議題為本(Issue-based)來號召群眾參與。過程中他們未必完全跟隨帶領者的指示，甚至沒有獨一的組織者或「大會」，不像以往只有單向的訊息發放，訴求也變得多元及複雜。組織方面似是有點鬆散，卻強調行動參與者的主體性，抗拒任何「大會」或「政治大佬文化」。

這次「遮打革命」歷時已經超過一個月，過程中見到不少年青人極富創意、突破傳統框架的二次創作、音樂、藝術品、富特色的口號和標語、攀山愛好者在獅子山懸掛直幡、「Mr. & Little Miss HK People」的漫畫、長跑愛好者舉行「遮打馬拉松」、政總樓梯的連儂場、「雨傘人」……我們從這些年青人身上發現許多「不可能成就」的事情。

跳出我們成年人的框架
或許泰普史考特對網絡世代的推論過於樂觀，甚至歐美的情況也不一定可以硬套在香港。如今「遮打革命」發生了，我們會問：為何這些網絡世代會如此「失控」？

若我們只根據自己成長的經驗來解讀這些網絡世代，換來的答案可能是：叛逆、自我、脆弱、頹廢、宅男、富二代、積極性低、能力低、散漫、沒上進心、只想輕鬆過活、膚淺、無知、道德意識低、衝動、有勇無謀、不尊重他人、不懂溝通、短視、不懂自省、不顧後果、貪一時之快……。有人甚至認為這些年青示威者只為了追求個人的英雄感、為追星、人去我去、在社交平台留言「呃Like」等，究竟在我們眼中這些年青人真的一無事處？

上一代經歷過戰亂和不穩定的社會，幾經辛苦才能安穩地生活到今天、他們很多人也憑著努力以知識改變命運，開創了自己的事業。到了今天他們擔心「遮打革命」會再次帶來動盪的局面。他們認為年青人沒有捱過苦，不明白世界艱難。然而這些說法是否只以他們那一代的社會環境、人生閱歷、經驗、固有的系統來解讀「新一代的問題」？

也許今天的年青人受到數碼科技的薰陶下，事事也要講求「民主、公平、反權威」、不喜歡家長式管治、期待他們的聲音被重視、不喜歡當權者沒有溝通便以權威壓下來。我們因為年青人參與「遮打革命」所產生的不安，除了缺乏認識及溝通外，是否因為他們「藝高人膽大」挑戰當權者──成年人世界的權力和制度而令我們非常擔心？是否我們覺得作為成年人的權力受到威脅，擔心他們帶來有更多未知的將來而感到憂慮？

新世代面對的社會景況
再看看大家所身處的社會：表面上繁榮安定、堅尼系數卻越來越高、貧窮人口的問題沒有改善、樓價和租金已遠遠拋離年青人可以負擔的能力。就是未來整體的發展也只靠地產及金融業帶動、經濟的發展只有一味背靠祖國，卻同時要承受自由行帶來的副作用、本土經營的小商舖不斷被大財團的連鎖店、藥房和高檔次的經營者取代、各行各業的專業門檻不斷提高、工作上的要求也越來越多、但是年青人向上流的機會也越來越低，如今他們看見恐怕只是一個非常暗淡的將來。

然而二、三十年後，這些網絡世代也會成為香港的主要勞動力和生產力的來源，面對以上種種的問題，還有人口老化的隱憂，他們未來要承擔的責任一點也不輕省。假如今天這些網絡世代不再堅持爭取一個更公平、更有利社會各方面發展的政治大環境，他們的未來又會如何？

親身了解、接觸我們的年青人
慶幸自己曾有幾年時間參與年青人的服侍，過程中有喜有悲，甚至有時會「嘔血當場」，但那是我人生中十分精采的體驗。年青人的需要其實很簡單，他們只需要別人聆聽他們的聲音、尊重及相信他們，與他們一起面對掙扎、同行、實踐理想，並且視他們為平等的朋友，卻不以家長式權威由上而下壓下去。我們要尊重他們是獨立思考及分辨是非的個體，主動理解及明白他們的語言及文化，與他們一起同行、一起生活，一起分享。他們期待的不是權威的教導，卻是我們的信任及尊重與他們同行。

當我們有機會來到不同的示威區多作觀察，甚至和年青人傾談一下，可能我們會發現更多，更豐富我們對事情、以至對他們的理解。許多年前政府曾經推出過宣傳片，呼籲我們「每日暫停十分鐘、聽聽少年心底夢」。可惜的是：今天特區政府的高官們從來沒有親身來到示威區了解和聆聽年青人的訴求。

從昔日保護皇后碼頭事件開始，到後來的反高鐵撥款示威、反對國民教育事件，政府一直沒有正視和有效地處理年青人的訴求和需要，問題也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並且已經一發不收拾。到了今天的「遮打革命」，官員仍然只按著上級的指令和統一口徑(Line-to-take)來應對這次社會運動，卻沒有真正解決這個埋藏己久的社會問題。

面對著一個由中共操控的思歪政府，自從8月31日人大的議決落閘後，我已經看不見香港可以真正落實民主的明天。假如要我在思歪政府和年青人之間作出選擇，那我寧願選擇站在年青人的一邊，共同為未來的香港而努力爭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