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健康咨询门诊冒险人生

2010年11月11日 07:48 AM

冒险人生

背景

风险有一个性情更为阳光的手足—回报，两者是金融舞台上必不可少的双人搭档。安全投资很难带来多大收益，但靠退休金过活的、手头拮据的人就要避免追高而孤注一掷。

一种倡导健康和安全的文化正在兴起，给人的感觉是风险毫无必要而且可以排除在外。但这是可取的吗？甚或是可能的吗？乔纳森•弗林特（Jonathan Flint）是牛津大学维尔康人类遗传学中心的精神科顾问医生，他说：“在特定种群里，不愿冒险的人和甘冒风险的人都得有。假如全都是不愿冒险的人，就死定了。假如全都跑出去跟掠食动物玩命，恐怕也死定了。”不过他也指出，任何决定都会带来风险和不安。他说：“你永远都不知道没走过的那条路会是怎样的。”

弗雷德里克•比伯（Frederick Bieber）是哈佛医学院的法医与内科遗传学家，他说：“可能在我们所作的大多数决定里都有风险与回报并存的两面。”比伯引用了一句名言，出处不详但意思明确：“生命不是由我们呼吸了多少次，而是由那些让我们激动得无法呼吸的时刻，来衡量的。”

冒险运动是许多人业余爱好清单上的主要特色，这些人对他们职业中的高水平财务风险早已习以为常。飞行、赛车、驾驶汽艇、骑摩托快车—统统带来刺激，但比许多人能接受的危险程度更高。比伯很有资格来谈谈身体上的风险。他特别热衷于骑摩托车，正要开始接受飞行训练，还喜欢攀岩。他说：“有好几次我往山上攀的时候绳子都放到头了，还带着大家往上爬，唯一一块能固定绳索的岩石远在脚下100英尺。这种感觉显然是我想要的。”

还有人钟情于更激烈、更大规模的风险。斯蒂夫•福赛特（Steve Fossett）是一名美国商人，后来转型为冒险家，他在天空和海洋中顽强对抗种种危险，回报则是在速度和耐力方面超过100项的世界纪录—后来，他于2007年死在一次前往加州的常规飞行途中。

英国房地产开发商斯蒂夫•布鲁克斯（Steve Brooks）差点儿为冒险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他和另一位天才飞行员、前旋转式特技飞行冠军昆汀•史密斯（Quentin Smith）驾驶直升机飞往南北两极以求打破世界纪录，结果迫降在南极洲附近海域的冰水中，侥幸生还。

瑞士航空公司机师伊夫•罗西（Yves Rossy）寻求刺激的办法，是把一只装有小型喷气发动机的碳纤维翼绑在身后跳出飞机。这位自封的“火箭侠”先是施展自由落体运动技巧，然后点燃喷气发动机以达持续飞翔效果，于2008年飞渡了英吉利海峡。但去年年底，他被迫在中途放弃飞越直布罗陀海峡的尝试，跳伞入海。他对风险的态度是毫无保留的乐观，他对我说，为了“像鸟儿一样飞”，什么也值得。

赛车运动带有极大危险—正如环形赛道沿途的健康与安全警告标志所示。自从11岁开始玩微型赛车，劳拉•蒂利特（Laura Tillett）就迷上了这项运动。18岁时，她成了第一位参加世界微型赛车锦标赛的英国女子，并且瞄上了一级方程式赛车。许多车手都是经由这样途径走上赛车运动那风险与回报的巅峰，刘易斯•汉米尔顿（Lewis Hamilton）也不例外。

假如一个人的工作或体育爱好里没有冒险成分，这种成分往往会以其他方式浮出水面。有一位成功的专业人士—姑且称她为凯茜（Cathy）—在大部分生涯中避开了风险。她不开车，觉得骑单车都危险，理财也十分审慎。但是她却在性交派对中甘冒风险，在那种场合，亢奋之下胡搞一通的可能性很高，可染上性病、感情受伤的危险也极大。究竟是什么驱使人们去冒险？

一种极端的风险是可以让人锒铛入狱的—从隐瞒损失的经纪人，到一旦惨遭捉拿就注定失去自由的入室盗贼，都是如此。比伯说：“许多犯罪行为都和所谓缺乏延迟满足的能力有关。”可这种能力到底是天生的，还是习得的？他说：“犯罪显然具有家族特性。美国监狱里40%－50%的囚犯都有坐过牢的近亲—通常都是兄弟之类。但恐怕也有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因素，那就不能说全都是遗传作怪。”

伊利诺依州西北大学的心理学系与凯洛格管理学校的研究者对投资决策中冒险的意愿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基因的排列方式只不过是小部分成因，投资决定的大部分成因与经历与文化有关。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机构均采取激进措施，以便加倍谨慎地计算风险。英格兰银行向生态系统中寻求线索，以求建立在保持稳定的同时能够摆脱灾难的系统。

迈克尔•斯塔姆（Michael Stumpf）是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的理论系统生物学教授，一直担任银行的顾问，他说：“假如你是一家银行，跟另外五家银行有业务往来，其中一家违约了，这可能不是个问题。但是，假如跟你往来的那几家银行也跟那家破产银行往来，灾难就会像雪崩一样蔓延开来。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你就该去制止雪崩。”

斯塔姆是从统计物理学改行做的生物学，他说“因为我想干点儿不那么可预测的事。” 他的背景和目前的专长，使他具备独一无二的资格，可以将自然界的风险管理经验转而为人工系统所用。斯塔姆的妻子佐伊•莱特洛（Zo Laidlaw）是伦敦大学皇家霍洛维学院的历史学家，若干年前，他们二人合写了一篇关于两头下注的论文，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率性胡为的结果更好”。这就让通过预测结果来降低风险愈发困难了。然而有一个解决办法。斯塔姆说：“假如你肯承认一切知识都是不确定的，是不断地预计并与现实比照、再加以更新的结果，那你就会拥有更大的机会，不会死守某个单一模式。”“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别只看一份地图，因为可能是错的。得去看好多份地图。”

人类行为的地图环绕着无数必然招致风险的活动。像高空飞行家伊夫•罗西那样欣然接受这一点，倒可能是将收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

(译者/沙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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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ger 于 11/16/2010 11:24:00 上午发布在老年健康咨询门诊上